最近，河北演艺舞台精品频现、持续火热，大型交响组歌《长城》、沉浸式交响音画《荷花淀—随想》、情景杂技《追梦·雄安》等引发观演热潮。在雄安、廊坊、沧州、邯郸等地，一场场精彩的演出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，吸引八方来客尽享艺术之旅。

　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，是戏剧创作永不枯竭的资源宝库。文化底蕴深厚的河北，不仅戏剧艺术源远流长，而且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鲜活生动的故事也堪称“创作宝库”，为河北乃至中国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、灵感和力量。

　　舞台艺术包罗万象。话剧《雾蒙山》《塞罕长歌》、评剧《从春唱到秋》、河北梆子《六世班禅》《李保国》……剧作家孙德民沉醉于舞台艺术，以非凡的毅力和才情创作了一部部经典作品，其“重耕”的创作理念为戏剧评论界所关注，而且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。

　　生活是艺术的源泉。新时代，对戏剧发展和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在题材选取、角度选择、高度提炼以及扎根生活等层面，亟待深入研究。唯有扎根人民、挖掘历史、关注生活，尊重艺术传承规律，才能创作出精品佳作，为推动舞台艺术的创新探索贡献力量。

　　中国戏剧的发展脉络，总能在河北找到深深的印迹。历史上，河北涌现出众多名家名角和精品佳作。譬如在元代，以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等为代表的创作者，就在河北形成了一个元杂剧作家群，留下了《窦娥冤》《梧桐雨》《墙头马上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。

　　河北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印迹。经过一代代传承，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迄今河北还存在36个地方戏曲剧种。通常说到戏曲，主要指历史久远的京剧、梆子、昆曲等传统戏曲，而实际上构成舞台艺术的戏剧门类，还包括评剧、话剧等。这些流派各异、风格独具的舞台艺术，共同赓续着中华文脉，构建起戏剧舞台艺术守正创新、繁荣发展的大格局。

　　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，我省的戏剧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如何继续推动戏剧创作的创新发展，应该进一步内化为自觉，成为创作者、创作团队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。

　　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戏剧创作离不开想象，但绝非天马行空。我们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、获取灵感、汲取养分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、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，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。

　　历史题材，在戏剧创作中占据很大分量。很多历史题材戏剧创作，始终存在与当代“对接”的问题。历史剧也是现代戏，只有与当代人的意识、观念、审美等产生“共鸣”，才能与当代观众“共情”。在我曾长期生活的山城承德，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不只是“一个王朝的背影”，而且承载着一个国家曾经的苦难、挣扎、不屈与坚韧，吸引着剧作家的目光。

　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依托承德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，我创作了多部历史题材作品，如《懿贵妃》《班禅东行》等。当时，关注点主要在于历史事件。多年后，当再次回溯那段历史，以当代的眼光看待和审视时，又有了新认识。经过深入思考，我对其中曾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进行“重耕”。“重耕”实际是“深耕”，是对同一题材采用新的视角来创作，从多个层面实现创造性转化。

　　譬如，河北梆子《六世班禅》。该剧根据1986年创作的话剧《班禅东行》而改编。剧中，六世班禅不远万里东行，经历艰险而义无反顾，最终到达避暑山庄，实现与乾隆皇帝的历史性会面。这段旅程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表现形式上，采用东行途中和避暑山庄两个空间展开，不仅使情节发展更加紧凑，也使班禅和乾隆的精神隔空相通、相向而行，发掘出题材的现代意义。而且这一题材具有的文化融合内核更值得深层开掘。因此，便有了六世班禅在kaiyun官网黄河边上，把一瓶来自雅鲁藏布江的水倒进滔滔黄河的情节。其文化象征意味令人震撼，作品的意蕴更加深邃，格局更加宏阔。

　　话剧《成兆才》改编自评剧《从春唱到秋》。评剧《从春唱到秋》，能够充分发挥评剧剧种优势，表现起来得心应手。而话剧《成兆才》面临的不仅是艺术形式转化，更要实现戏剧文化转化。二度创作中，通过充分解读和挖掘剧作，选择将成兆才所在的庆春班生活搬到舞台上。在演员选择上，既有话剧演员，也有戏曲演员，他们同台演戏，颇似戏曲传统中的“两下锅”，又突破了传统“两下锅”以技艺展示为主要追求的模式。舞台呈现上，将戏曲乐队放在了舞台上，并参与到话剧叙事中，又以戏曲音乐烘托话剧氛围，话剧与戏曲元素浑然天成。该剧不仅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，而且以话剧形式讲述了评剧发展史，产生非常好的艺术效果，是对话剧民族化的一次成功探索。

　　“文艺的一切创新，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。”几十年的戏剧创作生涯，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创作灵感都是生活的给予和馈赠。有了对生活的深切感受，才能书写出精神的崇高与鲜活。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，是戏剧创作的根本途径。创新与创造，都可以在鲜活的生活中找到根基、收获启发。比如，话剧《雾蒙山》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就是多年生活积累“触发”的收获。

　　《雾蒙山》的生活原型来自我保留了四十多年的生活基地。20世纪70年代，我曾以那里的生活为素材创作话剧《千秋大业》。当年的老支书被人们误解，甚至伤害，我一直放不下，常去看望他。有一次再去，蓦然发现全村氛围变得十分和谐，细问才知，原来是老支书的儿子以真诚化解了乡亲们的积怨，赢得了信任和拥护，并全票当选村支书。这让我十分震撼和感动，也十分兴奋。一个新的人物形象，在一次次走访中逐步丰满起来。再度创作的《雾蒙山》中，张春山是新一代农民的形象。他们心胸更开阔、眼界更高远，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希望。

　　从生活到艺术，是一个艰苦的过程，是一个转化的过程。河北梆子《李保国》表现时代楷模李保国的感人事迹。

　　如何把生活中的时代楷模变成舞台上感人的艺术形象，要经历一个重新感知的过程，要经历一个创造性转化。为了找到人物的艺术灵魂，我们沿着李保国当年的足迹，多次走进太行山里，寻找人物的“精神种子”。“把自己变成农民，把农民变成李保国”是这一人物的精神高度，也是独有的艺术灵魂。“果树是课桌，课堂在山场，学生是农民，教授爬树上”是对这一精神高度的艺术描绘，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具体诠释。

　　话剧《塞罕长歌》的创作也经历了不断体验生活、思考提炼的过程。三代务林人，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，如何选取他们的感人事件结构到一部剧中？如何展现三代人的艺术形象、体现塞罕坝精神？

　　创作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从生活中寻找答案和方法。我们一次次走进林场，听松涛，闻鸟鸣，爬上一座座望火楼……丰厚的内容必须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创新突破，扩大戏剧的承载空间。诗化风格、三个板块，以天幕展示出三个场景。开场的“白毛风”，是第一代开拓者面临的荒芜；第二板块的“大旱”中松林枯死倒伏，是第二代建设者必经的精神炼狱和意志考验；第三板块，松林苍苍、绿意盎然，是希望。作品以电影《上甘岭》中插曲“我的祖国”作为主题曲，凸显时代背景，展现人物的火热与激情，沟通历史与现实，调动观众情感，与剧中人物共情共鸣。

　　向着生活出发，到生活深处去打捞故事、耕耘剧情。题材在时代中发展演进，创作者也在不断的观察和思考中深耕着题材。无论是首次发掘，还是“重耕”，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。我们只有深入进去，把生活咀嚼透了，完全消化了，才能创作出激荡人心的作品。

　　诚然，戏剧创作的方法很多，技巧和形式也日新月异，但扎根人民，躬耕生活，永远不过时。

　　革命历史一直是文艺创作重要的题材领域，以生动的文艺形式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将先烈们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钢铁意志和理想信仰传承下去，使英烈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共同品质和审美追求。

　　河北是革命的热土，是革命文化资源大省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，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。其中，小英雄雨来的故事家喻户晓。如何把这种深刻的记忆、英雄主义精神传递下去？如何让他从课本中走出来、走到舞台上？如何与当代观众真正从心底产生共鸣？

　　从文学到戏剧，由平面到立体，文体的转换，既是表达方式的改变，也有主题开掘的不同。首先，叙事视角是小观众视角，才能与他们更接近，更易“入戏”。雨来生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，天真活泼，又疾恶如仇，战争让他过早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与脆弱，因而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勇敢、智慧。他能与伙伴们玩潜水游戏，比赛憋气时间长短；会跟妈妈撒娇，甚至有点任性，又有与敌人周旋的机灵、沉着和智慧。同时，在与八路军日常相处中耳濡目染，锤炼了其坚强勇敢、临危不惧的品质。

　　雨来这类人物精神品格的设定，符合当代少年们的“英雄梦”，就如身边的伙伴。评剧版《小英雄雨来》中，设置了当代学生在网络上“梦回历史”，与雨来一起经历生死悲欢，体验峥嵘岁月。以这种形式，让英雄回到当代。因此，当雨来被捕，遭受严刑拷打昏迷时，他们跟雨来的伙伴们一起，急切呼叫“雨来，站起来……”场上场下、历史现实交融一体，为雨来担忧，为雨来加油，被雨来激励，从而产生对敌人的痛恨，对侵略的控诉，以及对和平的向往，倍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美好生活。

　　京剧版中，根据剧种特点和剧团条件，舍弃了当代学生们在网络上的“梦回历史”，没有有意“间离”“停顿”的引导，没有追求结构形式上的突破，却在京剧儿童剧创作上做了进一步的有益探索，扩大了京剧艺术的表现领域，可谓是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的有益实践。

　　“重耕”的根本在于突破和超越，在于从熟悉中寻找到陌生感，在于不断地创新。

　　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创作在当代面临的不只是创作模式的突破，更有创作观念的突破。体悟英雄内心的柔软，发掘他们与时代的独特关系，揭示民族大义与责任担当背后的文化浸润与塑造，引领当代价值观思考，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，是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，也是这类题材最为独特的开掘方向。

　　戏剧创作讲究“矛盾冲突”，形式呈现讲究“陌生化效应”，内容和载体均应“推陈出新”。因为，戏剧的艺术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“内容”。戏剧创作有时候就是把内容变成形式，丰富的内容有时候是从形式中读出来的。优秀文本需要优秀的创作来体现，深刻的内容需要生动的、富有美学意蕴的独特形式来体现。因为，每一次戏剧创作都是基于新的发现、新的思考、新的体验、新的感悟和认知，所以，陌生化表达、戏剧形式创新显得极为重要。

　　话剧《雾蒙山》反映的是山村生活场景，重在表现思想情感的变化。这些戏没有多少激烈的外部冲突，但是内心情感浓度很高、戏剧张力很大。因此，需要有戏剧张力的表现形式。《雾蒙山》的舞台创新，一是表现在群众场面的运用上，二是音乐的运用上。前者在基本写实的舞台设计中，通过群众演员来发挥把舞台空间打开、把人物心理空间打开的多重作用，呈现“个体”与“群体”的关系。后者则强调在剧中插入多段音乐，烘托情感、参与叙事，将观众带到戏剧叙事中，回味无穷。

　　当然，艺术样式是根据戏剧题材决定的。所谓“一戏一格”，正是“创新性发展”的艺术诠释。

　　话剧《塞罕长歌》表现三代务林人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史。塑造人物群像、散文化的结构，却把故事发生地固定在林场、地窨子、望火楼，典型的场景使有可能散乱的戏剧叙事变得集中紧凑。转台设计使时空转换流畅自由，叙事节奏连贯。主题音乐的运用，既为抒情又是精神高度的凝练。

　　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巧妙地将原本的艺术积淀融入其中，产生“熟悉的陌生人”效果。电影《青松岭》是当年影响广泛的一部作品，也是承德话剧团原创作品。其中的插曲更是广为传唱，“长鞭一甩啪啪响”的歌声响起，不只是时代感，也让人瞬间想到“青松岭”这个地方，自然会从那个年代联想到当今时代的巨变。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巧妙地借用历史意象，进入戏剧的现实叙事，将现实与历史相接，使戏剧文化触角伸到历史深处，增加戏剧思想的厚重和思考深度。

　　新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新挑战，也是新机遇。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紧扣时代发展主旋律，善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一定会创作出更多彰显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风范的优秀作品，点亮艺术舞台。（孙德民）